中国淘汰了 1.2 万个过去的学位。巴西还在发。

2021 年至 2025 年间，中国高校撤销或暂停了约一万二千二百个本科专业，并新设了一万多个专业。这一动作触及全国高等教育供给的三成以上。撤销集中在中国市场视为饱和或过时的领域，新设则集中在所谓未来产业相关的方向，包括具身智能这一 AI 与机器人的交界处的新专业。这不是边际调整，而是一个国家关于“要为哪个世界培养下一代”的决策。

同一时期，中国把人工智能带进了基础教育。2025 年，教育部发布指导文件，将 AI 教学系统性地贯穿整个学制，从小学到高中，从地方试点走向全国实施。北京、杭州等城市在公立学校把 AI 课程列为必修。设计是渐进的：小学阶段旨在激发兴趣、建立基本认知；初中阶段是技术原理与应用；高中阶段是系统性思维与创新能力。孩子学的不是使用某个流行工具，而是在一个机器与人一起思考的世界里学会推理。

有一个细节常被忽略，而它推翻了那种漫画式的想象：这种采用并非没有刹车。指导文件禁止小学生自行随意使用内容生成工具，也不允许教师把教学的核心角色外包给 AI。也就是说，中国不是在炒作的冲动中把 AI 放进学校，而是带着规则、带着限度、带着教学判断标准放进去的。它在治理未来的同时采用了未来。请记住这个想法，因为它的适用范围远超教育。

现在把目光转向巴西。被引用最多的预测显示，到 2030 年，自动化可能使该国约一千六百万个岗位消失，相当于当前劳动力的百分之十四左右。而错位的信号在那之前就已经可见：巴西技术类课程毕业生中，只有百分之四十真正在自己所学的领域工作。请再读一遍这句话。这个国家为某个特定职业培养的大多数人，最终去了别的地方——这意味着培养与市场指向不同的方向。我们仍在花费数年时间、公共与私人资金，精心为正在萎缩的岗位准备人才，而正在增长的岗位始终没有准备好的人。

这种反差不是天赋问题。巴西的年轻人并不比中国的年轻人差。这是决策问题。一个国家看向正在到来的劳动力市场，并重写了它所教的内容去适配它，带着淘汰那些已经站不住脚的学位的硬度。另一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仍像在维护一份继承来的目录那样管理教育，缓慢地、按例外地更新，为一个正在离去的世界培养人，而正在到来的世界敲门却无人应答。两者之间的差别不在起点，而在决定“淘汰什么”的意愿。

这里需要智识上的诚实，而它不会削弱论点，反而会强化它。中国模式有真实且正当的批评空间。如此激进地削减人文、语言与艺术类专业，带有把教育过度工具化的风险，把培养仅仅当作经济投入，并使一代人的批判性素养变得贫瘠。在一个机器的世界里，人的思想、判断力与感受力不是奢侈品，恰恰是无可替代的部分。逐条照抄中国的做法会是一个错误，但忽略其底层的教训会是更大的错误。教训不是削减人文，而是有勇气坦率地问：我们在为哪个世界培养人？并据答案行动，而不是把这个问题再推迟十年。

而正是在这里，这个故事不再只关乎教育政策，而开始关乎任何组织。那个把中国与巴西区分开来的问题，同样把将要繁荣的企业与将要衰败的企业区分开来。为正在离开市场的岗位培养人才，是企业每天都在犯的一个错误的社会版本——当它们坚持使用为一个已不存在的世界建造的流程、工具与能力时。这与那种在当下已经要求决策时、仍然维护着解释过去的报表的反射，是同一种反射。过去变成报表，未来要求有人今天就决定淘汰什么。

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对应，即治理。中国不是随随便便把 AI 放进学校的，它带着规则与限度。这恰恰是把成熟的 AI 采用与轻率的采用区分开来的那个论点，无论在教室内外。没有治理的智能是风险，有治理的智能是优势。这对一个把 AI 放进儿童教育的国家成立，对一个把 AI 放进运营核心的企业同样成立。不带控制地采用未来，是打开一扇你未必知道怎么关上的门；带着治理采用，才是把新事物变成资产的方式。

我想以一个乐观的注脚结束，因为巴西并未被判定只能当观众，而 Mars 的存在正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一点。我们是一家巴西的人工智能公司，从这里出发建造前沿技术，怀着全球化的野心。如果一个国家能在四年里重写它教给整整一代人的内容，一家企业能在远短于此的时间里重写它如何决策、如何运营、以及为哪个未来做准备。中国用一场国家级改革回答的问题，正是每一位巴西领导者可以从明天起在自己组织内回答的问题：你在为哪个世界做准备，什么正在离去，以及你有勇气在今天淘汰什么。化繁为简，从这个决定开始。